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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困难时期，一些平时不成问题的问题往往会凸显，“夹心层”的急速扩大就是其中之一。
笔者最早认识“夹心层”，是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的香港。连续数年，香港股市、楼市暴跌，股指、楼价比最高峰的1997年下跌三分之二以上；受外部需求锐减的拖累，各业均陷萧条，裁员、减薪、倒闭风潮一波紧接一波，失业率直线攀升至近9%。虽然香港各阶层都受到影响，但实际生活质量下降最大的，是中间层。处于顶端的富豪阶层，家族财富虽然大幅缩水，但日常消费不会降低；本来就生活在底层的贫困户，有相对丰厚的“综援金”（社会救济，人均2500元左右）保障，一般也衣食无忧。中间层就不同了，在危机的巨浪冲击之下，发生急剧分化，其中相当一部分被打入破产行列或被推到濒临破产的危境，连日常生计也难以维持。在最严重的时段，因房价跌落而沦为“负资产”的户数竟超过10万；连连减薪致使人均收入低于“综援金”标准的新贫民户也大大增加。外出辛苦工作，不如在家领救济，成为一时的怪现象。而2003年香港“七一”大游行的主力，就是这个处境最惨、怨气最大的“夹心层”。
眼下，随着全球经济危机的深化，内地城乡也出现了“夹心层”急速膨胀的趋势，值得密切关注。毕业却不能马上就业的大学生，失业返乡而又无地可耕无业可就的农民工，无疑是涌入“夹心层”的新力量。对于这个两三千万的流动大军，上上下下都高度重视，并采取各种办法，全力给予帮助。而身边的实际，使笔者觉得还有两类新“夹心层”也不容忽视。一个是城市里的部分老知识分子退休群体。他们大都50年代初参加工作，如今均已80来岁，由于退休时间早、单位效益差、社保水平低、医疗费超高以及单位领导素质等各种因素，他们沦为新的贫民。青壮年时，他们不仅是共和国建设的中坚，而且靠工资赡养全家老小，但现在靠微薄的退休金甚至连自己一个人的体面生活都维持不了（1000多元的退休金只相当一个城市保姆的收入）。经济危机使他们更加困难。改革开放后实际生活水平降低的现实，使他们心理严重失衡，不仅影响本人身心健康，而且聚到一起就发怨气，也深深感染着“周围环境”，而且能量很大。
另一个是农村的“夹心层”。一位西北农妇家的情况，就很典型。按说村子不算偏远，就在火车道边，离某中等城市也只20分钟车程，但近几年她家“种啥啥不值钱”：种粮，入不敷出；改种水果后，夏天，鸭蛋大的杏子3块钱一箱（约5公斤），卖不掉；秋天，苹果1毛1斤，没人收，开始还能喂猪，后来连猪见了苹果都躲。最后弄得果子熟了都懒得摘，逼着人下决心砍树。更愁人的是，去年5月大地震把屋子震成了危房，但由于不属于重灾区，救灾物资和资金迟迟见不着；而在苏南打工的两个女儿又相继下了岗……在北京当保姆的她，如今成了家里的唯一支柱。说起搬进新房的重灾区农民和经常接受政府“送温暖”的老贫困户，他们心理落差很大，认为自己是被政府“遗忘的一族”，连叫苦都没人听。
这两类“夹心层”，一城一乡，至少有三个共同的特点：一是他们的日子都曾经好过过，后来发生了变化；二是他们都不属于政府关注的帮扶、救济对象；三是他们积郁的怨气都很大。这些特点，决定他们是经济困难时期最不安宁、最易冲动的特殊群体，而且对上下左右都容易产生影响。
切实关注并有效帮助“夹心层”，防止他们因无助而陷于绝望，进而采取极端举动宣泄、抗争，是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一个新的重要课题。事实证明，不同时期、不同特点的“夹心层”，往往是影响社会稳定的最活跃力量，但也最容易被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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