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人李德死在了德国，中国人博古死在了中国，苏联人王明死在了苏联，都落叶归根了。
博古: 毛泽东是取博古而代之，成为中共领袖的。但博古经过自我批评，心悦诚服地在中共“七大”上发言，拥护毛泽东。
以下是中央档案馆所保存的博古1945年5月3日大会发言的记录。博古如此说：
我个人在这个路线错误中的责任怎么样呢？在上海中央破坏以后，由老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指定我做临时中央负责人。当指定我做这个工作的时期，我并没有感到不能担任领导整个党这样的事情。相反的，当时背了相当多的包袱，反对李立三的英雄是一个包袱，李立三把我处分了，四中全会取消了我的处分，这时又洋洋得意，再加上四中全会后我在青年团做了一个时期的工作，少共国际的决议上，说我们的工作有成绩有进步，这又是一个包袱，说我领导团还行，难道就不能领导党？第二没有兢兢业业之心，丝毫没有对革命、对党、对人民有很严重的责任感。做了临时中央负责人以后，更发展自己品质的坏的方面，目空一切，看不起任何人，不请教任何人，觉得我比任何人都高明，要是有人有老子第一的想法，那我就是这样的人，发展了刚愎自用，不愿自我批评，不愿意听人家批评，对于一切错误采取文过饰非的态度。也因为这样，在临时中央到了苏区以后，这个时候我只是在形式上推一推，“请别的同志担负吧！”别的同志说，“还是你来吧。”我说：“好，就是我。”（笑声）所以这个时期，我是中央的负总贵人，我是这条路线所有一切错误发号施令的司令官，而且这条路线在这个时期所有的各方面的错误，我是赞成的。各种恶果我是最主要负责人，这里没有“之一”，而是最主要的负责人。
博古说及自己执行“左”倾路线：
在这个时期，白区中反对职工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就是反对刘少奇同志的正确路线；苏区中反对罗明路线，实际是反对毛主席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这个斗争扩大到整个中央苏区和周围的各个苏区，有福建的罗明路线，江西的罗明路线，闵赣的罗明路线，湘赣的罗明路线等等。这时的情形可以说是“教条有功，钦差弹冠相庆；正确有罪，右倾遍于国中”。
博古很坦率地说及自己思想的转变过程：
遵义会议改变领导是正确的，必要的。我不但在遵义会议没有承认这个错误，而且我继续坚持这个错误，保持这个“左”倾机会主义的观点、路线，一直到1935年底1936年初瓦窑堡会议。在这个会议上，我仍然用“左”倾的观点、教条主义的方法，反对民族统一战线。教条告诉我，资产阶级是永远反革命的，决没有可能再来参加革命，参加抗战，这是教条主义坚持到最后，也是我的“左”的错误最后一次。
确实，从那以后，博古与“左”倾教条主义告别之后就坚决站到毛泽东一边。正因为这样，张国焘在反对毛泽东时，称“毛、周、博、洛机会主义路线”。在张国焘自立“党中央”时，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张闻天）的职务和党籍。
在1936年，毛泽东派博古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和周恩来一起，参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谈判。1937年，博古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1938年，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和南方局组织部长。1941年，创办《解放日报》和新华通讯社，博古被任命为《解放日报》社社长和新华通讯社社长，充分发挥了他的写作、宣传特长。
在中共“七大”，博古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1946年，博古作为“政协宪法草案审议委员会”中共代表前往重庆参加谈判。4月8日，乘C-47式运输飞机由重庆返回延安。飞机由美军兰奇上尉机组驾驶。途经山西兴县东南时，一片阴雨，飞机竟撞在海拔二千多米的黑茶山上！与博古同时遇难的还有国共谈判中共代表王若飞、新四军军长叶挺夫妇以及出席世界职工大会的解放区职工代表邓发。遇难之日为4月8日，从此称“四八烈士”。遇难之际，博古年仅三十九岁。
王明 在写了那篇《学习毛泽东》之后，其实对毛泽东口服心不服。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王明于1942年2月27日致函周恩来，表示对“王明路线”想不通，因为那时他只“当选中委和政治局委员”，“不是这一时期的党的主要负责人”。在1945年4月20日，当《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经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时，王明致函任弼时，表示赞同决议。
中共“七大”期间，王明称病，没有出席会议。经毛泽东亲自提议，仍选举王明为中共中央委员。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明担任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副主任。1956年因病去苏联就医，从此留居苏联。
1974年3月，王明病逝于莫斯科。
李德 ，后来他在延安担任军事学校的教官。当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军事研究委员会时，他担任委员。1939年秋，周恩来、邓颖超赴苏，通知他同坐一架飞机飞往莫斯科，从此他离开了中国。
到了苏联，李德受到共产国际的批评，不许他再过问中国事务。
于是李德弃武从文，在苏联外国文学出版社工作。后来，他回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定居，主持把《列宁文集》译成德文。1961年，他当选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作家协会第一书记。1973年，他写出回忆录《中国纪事》，其中有些内容有史料价值，但对毛泽东仍坚持反对立场。
1974年8月15日李德病逝于东德。
1、李德，自遵义会议后被解除了领导权，并参与长征到达陕北，在毛泽东与张国焘发生冲突时，李德支持了毛泽东，李德认为毛泽东是伟大的，长征也是伟大的。
到达陕北后，妻子要求与李德离婚，1939年李德去了苏联，受到了共产国际的批评，后来参加了苏联卫国战争，1974年于保加利亚去世。
李德称赞长征，也认可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李德自始至终都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在于敌强我弱，为自己辩解。
2、博古，自遵义会议后被解除了领导权，并参与长征到达陕北，在毛泽东与张国焘发生冲突时，博古拒绝了张国焘的拉拢，坚定支持毛泽东。
博古对自己错误的检讨极其深刻。
1945年中共七大选举中央委员，初选结束后，王明、博古、李立三三人落选。毛泽东认为这件事比较严重，毛泽东为此召开讨论会，毛在讨论会上说：对犯错误的同志，我们要有好的态度。后来，在正式选举中，王明和博古以得票数倒数一二名的成绩入选。
1946年，博古飞机失事遇难。
官方对博古的认定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江苏省政府将无锡市“秦邦宪故居”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3、王明，抗日战争爆发后，王明从苏联返回中国。
王明回国前，季米特洛夫对王明说，中国的领袖不是你，你不要自封领袖。
然后王明回国后，却自称自己是“斯大林派来的”，俨然如钦差大臣。
王明指责毛泽东有路线错误，王明提出“一切为了统一战线”，在王明这种钦差大臣压力下，毛泽东也不得不做自我批评，承认自己对统一战线的认识不够深刻。
1938年，任弼时前往莫斯科，任弼时揭穿了真相——王明根本就不是钦差大臣。随后，中共发起整风运动，对大革命以来的革命岁月进行了认真深刻的总结和反思，对全党干部进行了思想教育。
此后，王明离开了领导层。1956年，王明借出访苏联的机会，停留在苏联拒不回国，至1974年病逝莫斯科。
王明自始至终未承认自己错误。
博古：遵义会议后任中宣部部长，在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分裂事件中坚决支持以教员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决定，并随红1、3军团组成的“陕甘支队”北上前往陕北（因此还被张“通缉”（开 除 左 籍））。参与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全过程。抗战爆发后随党中央长江局（后改为南方局）前往南京、武汉、重庆等地从事统战工作。1946年在黑茶山空难中不幸遇难。
李德：遵义会议后被剥夺军事指挥权，但仍可参加政治局会议。在红1、4方面军会师后的两河口会议上坚决支持教员的北上主张。红军大学成立后任军事理论教员。张国焘“另立中央”事件中坚决支持教员的正确主张并在冲突中亲自保护教员。1935年随“陕甘支队”到达陕北，仍任红军大学教员。1939年离开延安返回莫斯科。初期曾在“大清洗”中受牵连并遭到批判，卫国战争爆发后平反。1941年加入威廉·皮克、瓦尔特·乌布利希等德共领导人发起的“自由德国委员会”，从事对纳粹德军战俘的思想改造工作，广受好评。卫国战争胜利后，1949年返回东德定居，1961年任东德作协第一书记。晚年任东德政府文化部的文史专员，并出版自传《中国纪事》（但其中有歪曲事实的描写），1974年因病于柏林去世。
王明：长征时期仍在苏联，抗战爆发后回国任长江局书记，期间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政策。1941年后因病休养，后主要从事妇女和统战工作。1945年党的“七大”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七大”后任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主管政策和法律工作，1946年兼任中央法制问题研究委员会主任。曾参与起草制定《陕甘宁边区宪法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等法律。新中国成立后任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副主任。1956年再次叛逃至苏联，但仍在同年召开的党的“八大”上缺席当选中央委员。晚年长期跟随苏联修正主义集团撰文歪曲中国历史。1974年因病于莫斯科去世，葬于莫斯科新圣女公墓。
李德能力不行，但心思不歪，李德被取代后心态思想很坦然，教员曾经在会场遇过险，李德当时拼命抱住凶手控制住了局面。
李德在二战中经受住了考验，战后回到社会主义祖国，喜迎人生第二春。
李德的结局
孙果达（芝士回答专栏《史苑踏石》）
一、李德的“检讨”
李德回国后以“检讨”为名做了极其详细的述职报告。
1939年9月22日，李德回苏联后在莫斯科向共产国际递交了一份名为《关于我在华工作中的错误》的长篇书面绝密“检讨”，承认“我的错误都涉及中国红军的战略战术及其军事领导权。”“在客观上篡夺了红军在一年期间的指挥权”，“最终我直接干预了指挥部和司令部的工作，我自己起草了作战文件。”承认“为维护自己的观点，我表现出过于固执和强硬，结果，确实在中共中央书记同志支持下，其他意见受到压制，前线指挥官的提议也常常不予考虑。” 承认“我对红军在五次‘围剿’条件下的战略战术所阐发的观点和我在红军中所实行的主张实际上都是完全错误的。”这些错误的战略战术包括：“竭尽全力保卫苏区”、“短促突击”、“堡垒主义”、“分散兵力”、“频繁调动兵力”、“绝望的战斗”以及长征开始时“准许携带大量的辎重”、“庞大的后勤队伍”与“远征的最终目的不明确”等等。李德终于承认自己在华活动所“捍卫不懈”的真正对象。这不仅是李德临终前对自己在华任务最直接最坦率的概括和总结，也是最后最无奈的自我吹嘘和自我安慰。在完成回忆录后，李德与王明在1974年几乎同时死亡。
关于这三个人的最终结局，其他答案都讲得很清楚了，我想专门说一说李德。
提起李德这位历史人物，最著名的两个标签自然是“ 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 ”、“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责任人 ”。
实际上，这两个标签都是值得商榷的。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作为当时实际的军事指挥者，李德肯定难逃其咎。但是，要说李德负首要责任，实在有点勉强，不仅我们看这段历史会产生疑惑，实际上1936年斯诺在苏区采访毛泽东，谈到这段历史，斯诺也表示怀疑：李德区区一个外国军事顾问，为何会有那么大能量左右整个红军的战略决策？
金一南将军在他的著作《苦难辉煌》里面，给出了他的答案：
主要责任应该还在中国人 。
这个中国人，是博古。
后来，在延安整风时期，博古就曾对第五次反围剿错误进行过深刻检讨，承认自己应负主要责任。
但是，博古还是隐瞒了关于李德的一些事情。而李德自己，后来在回忆录里，对他来中国的原因，也讳莫如深。
实际上，后来根据20世纪80年代解密的共产国际档案资料得知，1932年李德来中国的时候，并不是共产国际派来的，而是执行苏军总参谋部的一项任务。
1931年，共产国际派驻上海的联络员雅各布.马特耶维奇.鲁德尼克及其夫人被捕。鲁德尼克化名“牛兰”，这就是当时轰动一时的牛兰夫妇事件。
为营救牛兰夫妇，中共中央驻上海特科负责人潘汉年建议，拿出2万美金用来行贿买通国民党相关人员。
当时上海的中共方面和共产国际方面都拿不出这么多钱，于是由苏联红军情报部门驻上海的远东情报组负责人佐尔格出面，向莫斯科总部报告，请求送来2万美金作为营救牛兰夫妇的经费。
莫斯科苏军总参谋部答应了佐尔格的请求。为了保险起见，分别派了两位共产党员，各自带2万美金，从西伯利亚经中国东北把钱送到上海。
这两个人，一个叫赫尔曼.西伯勒尔，另一位叫奥托.布劳恩。最终，这两个送款员历经千辛万苦，顺利把钱送到上海，都完成了任务。
赫尔曼.西伯勒尔完成任务后，很快就离开上海回苏联了。
另一位送款员奥托.布劳恩，却留了下来，后来，博古给他取了一个中国名字——李德。
这时的李德，刚从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进入苏联红军总参谋部工作，这份送钱的交通员差事，是他在苏军总参谋部领受的第一份、也是最后一份任务。
隶属于苏军总参谋部的李德完成任务后没有立即离开上海，而且选择呆在共产国际上海支部。当时的共产国际上海远东局负责人尤尔特，不但是他的德国同乡，还是曾一起共事多年的朋友。
在共产国际上海远东局，李德与刚当上中共中央临时负责人的博古关系处的很熟络。
博古当时24岁，才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回到上海不久，赶上顾顺章向忠发相继叛变，上海中共中央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代理中共中央总书记不到三个月的王明，因为担心自身安危，就通过共产国际的关系跑去苏联了。
王明走之前提议，由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博古接替他，任上海临时中央负责人。
年轻气盛的博古毫无顾虑，爽快答应了。不管怎么说，博古敢于临危受命，比他的前任王明可强多了。
（讽刺的是，王明吓得溜之大吉，实际上对于他这个中共书记，蒋介石悬赏金额才区区500大洋。相比之下，当时朱毛的悬赏金额是5万大洋，或许在老蒋眼中，朱毛一个顶100个王明，谁敢说老蒋没眼光？）
从1932年初李德来到上海，到1933年去苏区，他和博古在上海整整相处了一年，相谈甚欢。
1933年，上海临时中央决定迁往江西苏区，去之前博古邀请李德一同前往。
博古邀请李德的动机，其实不难猜。博古虽然人如其名学识渊博，但是没有丝毫军事指挥经验，他需要李德这位有共产国际背景的军事学院毕业生做他的钟馗，压制江西苏区那些潜在不服从他领导的红军将领。
李德答应了博古的邀请，但是提出一个要求，就是解决他的身份问题，因为他此时还隶属于苏联红军总参谋部，不是共产国际的人。
于是，博古和尤尔特多次向共产国际发电报请示。后来李德回忆说，到底发了几次电报，他也说不清了，总之很多次。
事情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简单，后来直到博古临离开上海前，共产国际总算回了一封含混其辞的电报：奥托.布劳恩作为没有指示权的顾问，受支配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这个指示尽管含混，但是明确指出两点：
1、奥托.布劳恩没有指示权。
2、受支配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不能代表共产国际。
李德后来回忆说，共产国际从不直接给他发电报。
刚到苏区，李德就一再强调自己只是一个顾问，没有下达指示的权利，但是博古不容他再这样讲下去，在介绍李德的第一个欢迎会上，就介绍说李德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
博古不但故意含混其辞的给李德发了“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这柄尚方宝剑，还在介绍词中给这个伏龙芝军事学院应届毕业生戴上了“卓越的共产主义军事家”这样的高帽子。
李德一开始还不适应这种情况，但是时间久了，慢慢就享受起这种感觉了，习惯了这种地位，不再排斥，安心做起了太上皇。
博古还以保密的理由，给李德专门安排一栋独立的房子，和一般的红军官兵拉开距离。
这样一来，李德这个神秘的“共产国际派驻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身份，更加没人能够戳穿。
所以，归根到底，李德的权力，是来自于当时中央负总责的博古。李德，只是博古的洋钟馗罢了。
后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转移，在湘江战役中又损失惨重，博古几次要开枪自杀。当时的他，除客观认识到了自己的军事无能之外，或许，他和李德之间这些不为他人所知的秘密，也是让他深感愧疚甚至恐惧的原因吧。
1946年，博古因飞机失事遇难，是不幸，但也因此全了身后名。中国人讲究为逝者讳，博古也确实是一位坚定信念的共产党员，有些事既然有无关利益的人背锅了，何必非要再让自己人难堪呢。
况且，上述的部分情况，是20世纪80年代共产国际档案解密才揭开的。可叹当时身处事件漩涡中心的那些英雄领袖，或许直到辞世都还带有疑惑吧。
不过，是李德的责任还是博古的责任，对旁人来说都无关紧要。
有时候想想李德的经历，令人唏嘘。一个共产主义战士，不畏艰难困苦来帮助中国革命，在中国呆了七年，与中国红军一起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经历了最艰苦的岁月，只因为当初被捧得太高，自己也没有摆正位置，最后跌的粉身碎骨，以一个失败的反面典型永远镌刻在中国历史上。
反观另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加拿大人白求恩，来中国才一年多，因为摆正了自己位置，最后以身殉职，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被中国人民永远纪念。
所以，摆正自己位置很重要。
李德： 原名奥托·布劳恩。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在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中李德被剥夺领导权，后又在毛泽东和张国焘的斗争中站在毛泽东一方，并参与长征到达陕北。李德到达陕北后，从事军事教育和研究工作。1939年返回苏联。返回苏联时，其第二任妻子李丽莲要求随行，但因没有签证护照而未被批准。李德回到苏联后，1941年至1945年在苏联担任政治教官。1953年斯大林死后获准回东德，在德共中央的马列主义研究院和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负责编书、译书。1974年，李德在保加利亚度假时离世，享年73岁。
博古： 本名秦邦宪，字则民。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在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上，博古检讨了第五次反围剿战役的军事指挥错误，但认为主要是客观条件的困难。最终博古被解除中共最高领导职务。作为权力的过渡交接，博古仍任政治局常委。在长征途中，三渡赤水时，中层军官对大规模迂回作战不满，博古曾从中做工作，将事情平息下去。并在毛泽东和张国焘的斗争中站在毛泽东一方。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之后，博古兼任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主席。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在会议后派出代表团，由博古、周恩来、叶剑英三人作为中共代表赶赴西安，周恩来负责上层统战和群众工作、博古负责党内工作、叶剑英参加西北联军参谋团工作。期间博古引导西安地下党工作、成立陕西省委。1937年2月24日，博古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1937年12月任长江局委员兼组织部长。1938年1月，博古在武汉参与创办了《新华日报》。1939年1月，因为抗日局面的恶化，博古改任南方局常委兼组织部长。1940年11月，由于国共双方摩擦加剧，中共中央开始陆续迁回南方局，博古此时返回延安。1941年，中共中央决定将延安《新中华报》与《今日新闻》合并，出版《解放日报》，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博古任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兼《解放日报》社长。1941年5月16日《解放日报》创刊，毛泽东撰写发刊词，头条新闻由博古执笔。1941年11月，博古兼任新华通讯社社长。1945年，由于在延安整风中成为被批评对象，博古未进入中共七大产生的政治局，中共七大选出的44名中央委员中，博古和王明排名最后两位。抗日战争结束后，1946年2月，博古担任政协宪法草案小组委员会中共委员，赴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和宪法草案审议委员会会议。同年4月8日由重庆返延安汇报工作，因飞机失事在山西兴县遇难。1946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党校大礼堂举行干部大会，悼念遇难烈士。4月19日，重庆各界追悼王若飞、博古、叶挺、邓发诸先生大会在重庆青年馆举行。
王明： 原名陈绍禹（一说陈绍玉），字露清。1938年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会议批评了王明错误，确定了全党独立自主的领导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和政策。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免去王明的书记职务。王明因此失势。会后，王明留在延安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国女子大学校长、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中央委员等职。1940年1月初，王明担任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执行委员。1941年，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以王明为代表的“共产国际派”成为了最主要的批判和教育对象。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会上批评了王明的历史和现实的错误路线，王明拒不承认错误。1941年10月8日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和王明就统一战线问题展开争论，最后对自己的结论是：“路线是对的，个别问题有错误。”1941年10月，王明开始出现胃出血，之后病情加重，在延安中央医院住院治疗。1943年1月8日，两名苏联的军事记者看望王明，王明请求使用苏联电台向共产国际报告，声称毛泽东的整风运动是反对列宁主义和苏联，并请求苏联派飞机接其到莫斯科治病。1943年3月，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新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王明被解除书记处书记、南方工作委员会主任等职位，但仍保留中央政治局委员与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职位。1943年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12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给各中央局、分局、各区党委发出《关于研究王明、博古宗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指示》电文，开始对王明历年观点进行批评。1945年4月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宣布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当时王明给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写信，表示同意和“完全服从”、“完全同意和拥护”。同年，在中共七大上，王明落选政治局委员，中共七大选出的44名中央委员中，博古和王明排名最后两位。1945年12月，担任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1947年初，王明任新成立的中央法制委员会主任。1949年3月7日，王明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发言，赞扬了毛泽东的贡献，但对自己的问题仅轻描淡写。1949年6月，中国新政治学研究会筹备委员会成立，王明担任副主席并兼任筹委会主任。同年7月，王明参加中华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委会；同年9月，王明出席在北平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0月5日，王明当选为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理事会理事。10月19日，被任命为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等职。这一时期王明参与了法律审核工作，也因此出现了王明主持起草《婚姻法》的谣言，这一说法受到罗琼同志质疑，后经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核查，确定王明参与但并未主持起草《婚姻法》。1950年6月9日，党的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王明同志的决定》，要求王明对其错误反省。1950年10月25日，王明由北京乘火车出发，经东北去往苏联。11月到达莫斯科。1953年12月9日，王明返回中国。1954年4月，王明旧病复发，住进北京医院治疗。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撤销法制委员会，此后王明在政府内便再没有任何职务。1956年1月30日，由于病情恶化，王明和夫人孩子等一行人由北京乘飞机前往苏联治病。同年，在中共八大上，仍被选举为中央委员。“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王明被批判为“机会主义头子、苏修代理人、大叛徒”，受到了深入揭批，成了反面典型，中央也和他逐渐断了联系。但中央对他再没有作出任何决议，也没有开除他的党籍。自60年代起，王明化名马马维奇、波波维奇等，先后撰写、发表《论中国事件》《列宁·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等书，攻击毛泽东、抹黑歪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1974年，王明身患重病，抱病撰写《中国共产党五十年和毛泽东的叛逆行为》。1974年3月27日，王明病逝于莫斯科，葬于新圣女公墓，终年69岁。
王明与孟庆树是新圣女公墓里唯二的两个中国人。我当时在公墓里乱逛，看到好多熟人的墓地，大多很有设计感，包括叶利钦的。。。
1956年1月30日，王明赴苏联治病，然后再也没有回来。
1956年8月他连任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得票数倒数第一），显然他不可能出席任何会议。1957年我们访苏时，当时的办公厅派人去看过他，他表示不再回国。那十年期间，我们和他渐行渐远渐无书，不过没有开除党籍，也没个明确说法（估计顾不上）。
1969年，他写了《关于中国革命》，还有回忆录。1974年3月27日病逝于莫斯科，苏联以“共产国际的老朋友”的名义把他下葬。1983年9月5日，孟庆树逝世于莫斯科。他们的三个子女，长女出生于莫斯科，从未到过中国；另两个儿子生于延安，加入苏联国籍。
王明最后的命运最好。他死在了70年代的苏联，最鼎盛、还没走完由盛及衰前半段的苏联。他是1904年生人，如果有80岁的寿限，他会看到迅速消亡的苏联，但很遗憾，没看到。多说一句，即使留在国内，60年代到70年代的风波，他也很可能是被波及最小的，因为他在党内是唯二的，唯二的与教员有过赤裸裸的个人权力争斗的，其他的都可以归于路线、政见分歧，唯独这两个很难如此定性，剩下的那一个赤裸裸则出现在王毛之争之后30年的70年代。
ps 很多人骂王明，其实芝士回答里，
甚至现在就发生的核电工作人员实名举报其他核电人员科普日本排核废水就可以看见王明的影子。
王明本人马克思理论扎实，最重要的是也特别熟悉现代欧洲法律。传说他口述五个人记录，就完成了中国婚姻法的大纲，而宪法也是他主导起草的。
而往往这种长期扎书本和知识里，却没有人际交往经验缺乏情商的人。
其行为言论的确会让人极端讨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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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和王明建国后都去苏联了
中苏友好的时候，他们不好说啥
珍宝岛事件后，两人受苏联意识形态攻击部门邀请，一个写了中国纪事，一个写了中共五十年
两本书对于早年ccp历史有一定参考价值
但是中后期不太好
尤其王明那本三分之二都是骂教员的，心胸的确狭窄。
不过我个人认为两个人的陈述对于红军长征前后的一部分历史的参考价值可能很大
长征历史很多都过于一家之言，国民党部分的史料采纳都很差
秦邦宪是个好同志 ，布劳恩狠难说，这辈子有机会去莫斯科，一定要砸了 陈绍禹墓 。
秦邦宪从来没有反对过毛主席 ——秦邦宪长女秦摩亚 (北京联合大学师范学院退休教师、副教授）
李德是怎样到中央苏区去并独揽军权的?——兼答苗体君教授
秦摩亚 (北京联合大学师范学院退休教师、副教授)
摘要：本刊于2010年第2期上发表了广东海洋大学政法学院教授苗体君撰写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在中国期间鲜为人知的故事》一文, 文章涉猎博古 (秦邦宪) 等党的历史人物, 博古长女秦摩亚 (北京联合大学师范学院退休教师、副教授) 等人阅读后, 给编辑部打来电话, 认为文章有违历史史实, 并特撰文还原历史真相
《党史文苑》2010年第2期 (上半月) 上发表了苗体君《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在中国期间鲜为人知的故事》的文章, 他认为是“博古请李德去中央苏区的”, 并揭示了“博古为何把李德作为‘洋钦差’请到中央苏区”去的目的。文中说:“博古为何要让李德到江西苏区呢?其实是王明、博古等人想把持党在江西苏区的军事领导权, 因为他们自己既没有军事经验, 在江西苏区又无威望可言, 为了压服在江西苏区的毛泽东等党和红军的实际领导人, 他们就请来李德, 并且在军事上把李德尊为神的位置, 以李德‘洋钦差’的身份来排斥毛泽东等人的正确领导。” 作者的主要依据是李德和曾任李德的两个翻译伍修权、王智涛都曾说李德是博古请来的。
苗体君的这段话, 主要观点有二:其一, 李德是王明、博古请到苏区的;其二, 是要以李德“洋钦差”的身份排斥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其实, 这是个老问题了早在延安上层整风时就有人提出过, 博古也早已向党中央严肃认真地说明了事情的原委, 纠正了那些历史错误, 并对自己应负的责任和过错作了沉痛的检查。事过50多年后, 为何又重新提出此不符合历史史实之事?是不了解情况?还是对历史资料不加鉴别呢?
为了纠正苗文错误, 以免更多读者受其错误观点误导, 作为博古的女儿, 我有责任和义务还原这一历史真相。为此, 我依据父亲博古当时在这个问题上向党中央呈述的原委和所作的检查等原始资料 (此材料是秦家托人从莫斯科档案馆买来的) 撰成文稿, 还原李是谁派他去中央苏区的, 博古与李德是在什么情况下认识的, 博古对毛泽东的态度又是如何, 以及他在军事上犯的错误, 等等。
李德是远东局主动派来的, 来势很凶
博古说: “李德是1933年10月间到苏区的。在进苏区前, 上海来电报说要派军事顾问进来, 要我们派人去接。我们派了交通局长陈彭年亲自去接。李德之派来是远东局主动的, 不论在上海或进苏区后, 我们均未请求过派军政毛子到苏区来。李德到苏区时, 来势是很凶的, 虽然上海曾有电报来说, 他是来做军事顾问的, 但是其气派则俨然为国际代表。到后就说明:派他来时, 规定了两个任务, 一是在军事作战上帮助中央, 一是帮助军事教育工作, 即司令部工作与教育工作, 因此要求两个翻译, 并说到, 派他来的一方面是国际远东局, 另一方面他属于苏联军委四科, 他在上海还有一个领导者, 他受这个人指挥 (以后他常称此人为老爸) 。到后他即用他自己的密码发了一电 (经我们的台) 给上海, 当时完全没有注意此事, 以为是远东局给他约的, 现在想起来是弗雷特和他之间传达消息用的, 但据我记忆所及, 用此密码来往电不多。”这段话, 反映了李德来中央苏区的真实原因和经过 。
博古还揭露了李德到达中央苏区之后, 是通过两个步骤和手段来攫取并独揽军权的, 指出: “到后不久, 他即根据所谓两个任务得出改造学校和调整指挥关系的意见, 实际上是攫取干部教育的领导及攫取军事指挥大权。改造学校计划是:将红校分为红大步兵学校、特科学校等, 改订教育计划, 改变学校干部并且亲自去上课。更重要的是夺取军事指挥权, 其第一步, 就是所谓调整指挥关系, 批评军委过去不指挥方面军是不对的, 提议使军委成为指挥一切部队的指挥机关, 不仅指挥中央苏区的部队, 而且要指挥其他苏区的部队。但是实际上当然是李想指挥一方面军。在这步达到之后, 第二步是企图撤销朱、周职务, 因为一方面军有方面军指挥之存在, 他的指挥不易贯彻, 朱、周当时在作战上与李德常有不同意见, 另一方面军委一切机关 (如二局、三局等) 在方面军, 后方指挥是困难的。所以在忻口战役胜利后, 反而借口不执行命令要撤销朱、周, 但在军委会上未能通过, 因而变为要方面军司令部回后方, 其企图是使指挥机关脱离前方部队, 而同时便于他在实际上独揽军权。借口是避免两重指挥, 及加强军委领导。因而托辞去视察部队、解释误会, 到了建宁, 就立即决定方面军司令部回后方与军委合并, 同时又借辞打击肖劲光, 企图慑服全军。从朱、周回来, 军委与方面军司令部合并后, 他便成了总司令, 达到了篡夺军权的目的。”
这段历史资料, 真实地反映了李德到达中央苏区后, 是如何通过两个特别手段, 顺理成章地攫取并独揽了中央红军军权。
博古在离沪赴苏区时, 经艾佛尔托介绍认识李德
博古如何认识李德, 和李德的关系是怎样的, 都是非常清楚的。博古指出:“我和李德的认识是在上海即将离沪时, 经艾佛尔托介绍认识的。在这之前, 远东局军事毛子我未见过, 因要到苏区就向李请教了一下军事, 他教了我二次, 内容是一般的军事教条:进攻防御, 突击方向, 箝制方向等, 地点是在马律师新村时间在洛甫同志家被破坏后。他之进苏区, 我虽未向远东局提出要求, 但已派来了觉得很好, 因为自己不懂军事, 有个军事专家来, 在军事上可以有所依靠了。初到时, 几天内他拟出了改造学校计划, 提出了许多意见, 觉得此人尚能干和肯干, 印象甚佳, 一切都赞同他。”
可是, 经过一段时间, 博古逐渐发现了李德的一些做法令人困惑。博古指出:“到他要撤销朱、周时, 前方有许多不同意见提出, 军委内部又发生争论时, 我觉得非常困难, 无所适从, 因此, 极想恩来回来主持军事, 因为当时认为恩来在军事上是很行的, 去建宁是我先主张的, 想去请周回, 但这一动议李德马上利用了,他正想取消方面军。”
“周回来之后, 军事工作及军委处, 由周负责, 而这时, 恩来对军事行动与李德问我后, 没有大的分争, 因之我觉得可以放心了, 支持和赞助李德的计划, 使他成了总司令 (在周回后方, 军事上日常接洽是恩来直接和他接洽的, 大的计划才提出和我商量或提到书记处) 。这种情形, 一直到长征中在湖南的大争论, 中间虽对他的生活上的过高要求、脾气暴躁觉得不太好, 但在军事上要依靠他, 就忍耐和纵容了他, 造成喧宾夺主之势, 在一切军事问题上, 他成了最后的决断者。
“湖南争论, 广西的损失, 老山界、三十四师被切断、部队的大减员, 毛主席的坚持斗争, 一、三军团首长对他的不满等等, 使我慢慢地动摇了对他的信任, 感觉长征的指挥我有错误, 因此在黎平会议上, 我没有再积极支持他, 否决了他的意见, 会后, 周因李脾气大觉得为难, 我即主张按通过的计划办, 不必理他。但在乌江架桥未成前, 他极力主张东转时, 我又一度动摇而赞助他意见。
“遵义会议时, 我对中央苏区的军事领导的错误, 是路线的错误, 是没有认识的, 但是已经觉得在军事领导上错误是有的, 对他不再如以前一样完全支持了。长征后期, 因他去军团、我去政治部不大见面。张国焘会合他去红校, 巴西、阿西北上时, 书记处曾要我去通知他走的。在瓦窑堡时又有些来往, 他当时反对到绥远去, 因此与我反对东征意见上有些相合, 但并不完全一致。保安以后虽有些过往, 但已经不再多谈军事和政治的问题。”
以上, 博古表明了他与李德在中央苏区和长征途中的关系, 由信任到不太信任或反对的一个变化过程。
博古对重用李德的沉痛检讨
博古对于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是这样阐明的: “我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是盲目的信任李德, 积极支持李德的军事计划, 蛮横地强迫其实施。但是所以如此没有丝毫警惕性, 如此盲目的信任, 在我是有着思想上和品质上的根源。这里, 第一是政治上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 两条道路决战, 从这里便产生了否认游击战, 主张正规战, 建军及指挥上的正规化、集中化, 从大国家办事来的、不失苏区寸土的分兵抵御思想及决战思想。第二是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 军事教条自己虽不懂, 但李德军事教条迷惑了我, 他的图上作业、条令引用之类, 呼哧了俘获了我。第三是品质上的强不知以为知, 刚愎自用, 自己不懂军事又要强作解人, 因而把李德的意见当作自己的主张, 成了傀儡。第四是洋奴性, 对外国人的盲目崇拜, 丝毫不去警惕。第五是宗派观念, 反对游击主义, 否认和抹杀毛主席的军事主张, 斩断历史, 否定粉碎一、二、三、四次围剿的丰富经验。所有这些弱点结合在一起, 才使李德极端错误的军事指挥得以实现, 使红军受到空前未有的损失。”
博古还把延安上层整风给他提出的众多问题, 归纳为十个方面作简要总结, 把与李德关系放在第四, 在这里他又进一步突出了如何认识李德及李德的来头:“我与李德认识是 (1932年秋) 经远东局负责人艾佛尔托介绍, 他进入中央苏区是有电派来当军事顾问的……李德在中央苏区越权, 我放纵其越权, 是严重错误, 应受党的处分。但我和他的关系, 决无其他任何关系。”
从博古自我检查中看出李德之进入中央苏区, 是远东局主动派来的, 不论是在上海还是苏区他们从未要求过。李德来苏区的派头十足, 自述上级给了他两个任务。博古还讲了李德一步步夺取军事领导的过程。博古谈了自己只是在离沪临行前, 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上海远东局书记埃韦特介绍、认识了李德, 只向他请教了两次军事常识, 而非所谓有深交的好朋友。博古对自己依靠李德所犯的严重错误给革命事业造成的空前损失, 承担责任并作了深刻的检查。
可佐证博古所述真实性的历史资料
博古所述与李德及曾是他的两个翻译所讲的完全不同, 两者比较, 谁更接近史实?让我们来看看《共产国际、联共 (布) 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中的佐证资料吧!
一、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第2号报告
埃韦特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华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上海远东局书记。1932年12月初, 他于上海给共产国际皮亚特尼茨基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 的第2号报告中, 在“总的工作计划”第10条提到“给我们派来一位邻居 (指李德———笔者注) 。他暂时在这里按自己独特的题目在加工材料。可能稍后我们要派他到苏区去。他那个局 (指工农红军参谋部第四局———笔者注) 把他置于我们的管辖下, 财务方面也由我们管。”
这里讲了李德到华的时间, 他暂时干什么, 对他以后工作的打算及归哪个部门管。
二、皮亚特尼茨基给格伯特的电报
1932年12月31日, 皮亚特尼茨基于莫斯科给格伯特发来电报:“致库尔特 (即格伯特———笔者注) 。瓦格纳 (即李德———笔者注) 应去苏区。”
这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上海远东局的指示。
三、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第3号报告
1933年2月7日埃韦特于上海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第3号报告, 在其中的“7.苏区工作”中指出:“不言而喻, 我们从来不能给自己提出从这里领导战役的任务;但是, 有瓦格纳在, 还是能在一些紧迫问题上提出某些建议、警告和指示的。当然, 当他本人在那里时, 这项工作可以进行得好得多 (此事正在安排中) 。”
四、布劳恩 (即李德———笔者注) 关于中央苏区军事形势的书面报告
这是1933年3月5日, 李德离开上海去苏区前给共产国际的一份调查报告,先谈了总体印象:“在这里的3个多月时间, 我力求整理出一份大家都能看得懂的有关我们苏区和红军军事状况的报告, 并对他们的军事行动实行统一的和系统的指导。……因为我最近要离开这里 (去中央苏区) , 加之经常见到对我们力量的夸大报告, 我认为, 最好从1933年3月开始, 情况报告要附上对实际力量对比的简要概述。”接着讲了过去的夸大报告的情况, 苏区土地面积、人口军人数量、我军兵力的具体分布及敌军兵力和分布地区的实际情况, 1932年至1933年的战果, 关于交战双方的战术, 某些政治因素。
五、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第4号报告
1933年3月11日, 埃韦特于上海给皮亚特尼茨基发去了《驻中国代表的第4号报告》。报告开始先谈其他材料:“您将收到关于[中国苏区]3月初军事形势的详细的、具体的和准确的报告。我请您稍后尽可能将这个材料改编成教学材料。随该材料附上瓦格纳的报告, 这个报告提供了目前我军兵力的准确数字。”
这是把李德报告送给共产国际。
六、布劳恩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的电报
1933年12月23日, 李德于中央苏区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发去电报, 即《瓦格纳的复电》。在该复电中, 李德直接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报告说, 苏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对远东局的电报进行了讨论, 并告知讨论结果:你们的“计划被否定了”, 但“总计划的原则被采纳了”。并讲了收到电报一天后即举行会议进行讨论以及讨论情况和革命军事委员会最后做出的决定。
以上6个文件, 都是原始文件, 讲述了李德来上海的时间、归共产国际远东局管辖、今后将去苏区、李德去前的准备、共产国际来电要派他去苏区、李德去苏区前给共产国际的一份调查报告、李德在中央苏区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的报告以及苏区革命军事委员会收到远东局电报一天后即举行会议进行讨论及讨论结果等。这些原始文件足以说明李德不是博古请来的, 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博古的阐述是符合历史史实的, 而李德及曾是他的两个翻译所回忆的, 不符合历史史实, 不能作为依据。
博古反毛泽东吗?回答正好相反
苗体君在文中还认为, 博古请来李德是为了排斥、压服毛泽东。这完全不符合历史史实。
在延安整风时, 有人曾问博古是否反毛?博古回答, 他心里有两条底线:“一是朱毛是红军的缔造者, 他们是革命的旗帜;二是共产国际曾要求他要团结毛, 所以他不反毛”。文中点了几个反毛严重和要求公开批毛的人 (当然这只是革命早期党内同志对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如何贯彻有不同意见的人) , 事实真如苗文所说的那样吗?回答是否定的!博古不仅不反毛, 而且处处尊重毛。请看以下事实:
1.博古1931年9月上台不久就接到苏区中央局来电, 他们要开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 要求派一个工人出身的苏维埃政府主席来主持会议, 博古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 因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有一定威望, 决定设苏维埃政府主席为毛泽东, 副主席两人:张国焘与项英 (见毛年谱) 。项英是工人出身, 且曾被斯大林接见;而张国焘是建党元老之一, 三人之中, 共产国际与博古中央决定毛泽东为苏维埃主席 (这是苏维埃政府最高行政长官) 。从这可以看出毛泽东在他们心中的分量与博古对毛创建红军的尊重。
2.1932年11月米夫曾给斯大林一封信, 认为中央苏区一连三次反“围剿”胜利, 地盘扩大了, 红军军力增强了, 现在与李立三时期不同, 红军有力量进攻一两个中心城市, 这样的好处:一是乘胜追击, 二能把零散的苏区联结起来, 把分散的红军集结起来, 以便成立苏维埃政府, 这也将有利于加强苏维埃政府, 提高苏维埃政府的威望, 要改变把过去不夺取中心城市的指示变做教条。米夫把这意见报告请示斯大林后, 就把这意见交给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和苏区中央局都认同这个意见。在贯彻这个指示过程中, 苏区中央局内有不同意见, 大部分同志赞同在赣江周围找中心城市, 集中力量攻取, 以便把各分散的苏区联成一片。毛泽东不同意这样做, 主张沿福建、江西、湖南边界上的三山建立苏区的计划;而以王稼祥为一方的其他苏区中央领导人认为毛泽东害怕攻占大城市是右倾, 展开了反右倾斗争, 并主张毛离开军队专做政府工作。他们向上海临时中央和共产国际写信报告事情经过, 临时中央和共产国际远东局都回复报告, 反对把毛泽东从军队召回, 认为“与毛泽东同志分歧请尝试着用同志的态度争取他赞成积极的斗争路线———不进行反对毛泽东的公开讨论, 现在我们反对他从军队中召回, 目前这一步骤会给红军与政府造成严重后果……”
1932年10月, 共产国际远东局给米夫等人也报告了上述情况, 讲了各方领导对进攻路线的态度:1.毛泽东主张防御策略, 反对任何进攻策略, 面对敌人优势兵力, 建议撤到山区去;2.江西领导人认为应该实行进攻路线, 我们能做到这一点, 为保证对敌人进行反击, 必须撤销毛泽东前线指挥一切职务, 对他进行公开批评, 并指责他的错误立场;3.这里的中央主张进攻路线, 但反对公开批评毛泽东;4.我 (埃韦特) 的意见3点: (1) 毛的总方针是错误的, 过分强调防御的有效性, 躲到山区去等等; (2) 江西领导采取进攻的政治方针是正确的……必须说服毛相信这一方针正确; (3) 这里的中央主张尽可能采取和善方式。反对撤销毛职务和公开批评的决定……认为毛迄今还是有声望的领袖, 因实行正确路线与他斗争时必须谨慎行事, 所以我们反对目前撤销毛的职务, 我们要使他改变观点。
从上述情况看出, 宁都会议是苏区中央局与毛在贯彻共产国际进攻路线上的分歧, 攻打赣州是苏区中央局的决定, 而博古中央与共主产国际远东局的观点是一致的, 同意实行进攻路线以便逐步把苏区联成一片, 把军队领导集中起来, 以利于形势发展, 但反对要毛泽东离开红军, 反对撤销他的指挥权。现在有些文章把攻打赣州、把毛离开红军说成是博古中央造成, 完全是凭空想象, 有意或无意地扭曲历史, 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3.1933年1月, 博古奉共产国际之命进入苏区, 此时敌人四次“围剿”已经开始, 应周恩来之邀, 博古到四次反“围剿”的前线, 当时打仗的战略方针都要经上级批准, 博古说对于如何作战, 既无经验, 又无教条, 一切由朱、周放手去打, 来什么批准什么, 四次反“围剿”胜利后, 博古做了总结, 在谈到反“围剿”不足时, 博古提到“如果有当年朱毛游击队配合这次作战, 可能会取得更大胜利”, 可见朱毛建军在博古心中的地位, 也足见博古对朱毛军事战略的推崇。
4.1934年1月, 奉共产国际之命召开了六届五中全会, 博古被选为中央书记。毛泽东因准备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 未出席这次会议, 在缺席情况下, 大会仍把他选为政治局委员。这为他遵义会议后成为政治局常委做了铺垫。如果博古反对毛泽东, 毛泽东能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吗?
5.1934年10月长征前接到毛来信, 要求在苏区打游击, 博古与周商议后, 决定劝毛一起长征, 并接受他要求将红星纵队、红章纵队 (即中央机关、军委机关和中央政府机关) 人称“二顶轿子“, 单独编队的要求。
6.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 遵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博古交出大权, 从位置上撤下来, 但他还是4个政治局常委之一, 随后他与其他3个常委分别赞同毛为常委、赞同新成立由毛泽东参与的新的领导军队的3人小组;在红军渡过大渡河取得胜利后, 博古在他主办的《前进报》上热烈赞扬了这一开创历史的胜利。
7.与四方面军会合后, 张国焘反对北上主张南下, 博古赞同毛泽东北上方针, 坚决驳斥张的分裂行为。
8.共产国际解散, 国民党乘延安整风也叫嚣要中国共产党解散, 博古当时处境不好, 整风检查尚未过关, 但他随即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在毛泽东旗帜下, 为保卫中国共产党而战斗》的署名文章, 文中历数22年来中国共产党的经历和取得的成就, 赞扬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长城、国家的柱石、人民的救星。批驳了所谓“共产国际解散后, 共产党内部必将分裂”的胡言, 旗帜鲜明地说:“22年来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像今天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这般坚固亲密, 国际解散后, 中国共产党提高了责任感, 更提高了这种团结, 这是钢铁一样的团结……决非任何造谣能伤害其毫发的。”
……
这些史实足以说明:博古对毛泽东相当尊重, 他不反毛。即便退居政治局常委后, 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 仍干了许多大事。当然, 在他担任党中央总负责人期间, 在贯彻共产国际指示和工作中难免有不同意见, 有争论, 但这不能认为是反毛。特别是党处于早年, 党很年轻, 博古、王稼祥等人也都很年轻。加之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他们的主要问题是没有按照中国国情来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 故犯了错误。
笔者在此郑重呼吁, 撰写党史文章, 必须依据第一手原始资料, 而不仅仅是某些人的回忆。回忆的东西仅凭记忆, 记忆的东西有很多是错误的, 而历史原始资料则是准确无误的。如果仅凭回忆资料随意给历史人物下结论, 不仅亵渎先烈英灵, 也将引起笔墨官司。
博古原名秦邦宪，是我们无锡人
秦邦宪故居就在无锡市中心，离三凤桥很近。以前去无锡市区的时候，经常在那附近玩耍。秦邦宪故居典型的无锡大户人家，但典雅、低调。
秦邦宪秦家也是无锡名门望族，寄畅园就是秦家的。所以可以想见秦邦宪的投身革命的勇气和决心。我工作上有幸认识秦邦宪兄弟的直系后人，一家子都是读书人，气质儒雅。
无锡人的精气神，相比隔壁城市会更市侩一些，能吃苦肯吃苦，但更识“大体”。所以会有一句“江阴强盗无锡贼”。也很好的印证了秦邦宪。在历史最终选择了教员之后，秦邦宪会勇于认识错误、大大方方支持教员。
没有发生意外，秦邦宪肯定会是文化战线上的元老。
李德，长征到陕北，1939年回苏联，1953年回东德，1974年死于保加利亚。
博古、秦邦宪，长征到陕北，抗战时期在长江局、南方局工作，1946年死于飞机失事（四八空难，王若飞、邓发、叶挺）。
王明，陈绍禹，长征到陕北，1956年赴苏，1974年死于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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