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孝文帝拓跋宏，献文帝拓跋弘长子，北魏第六位皇帝，原名拓跋宏，后改名元宏。杰出的政治家、改革家。即位时仅5岁，公元490年亲政。孝文帝自小受冯太后影响，仰慕汉族文化，受过良好的汉文化教育，对汉民族文化极其崇拜。他从小由祖母冯太后抚养，冯太后是汉族人，知书达理，聪明果断，曾经执掌北魏大权二十多年，她参照汉族的文化制度，颁布了许多重要的改革措施。孝文帝作为一个有抱负的君主，他不仅仅想做鲜卑族的皇帝，还要做华夏民族的皇帝，他要用迁都洛阳的举动获得汉族认可的正统地位，从而达到统一全国的目的。洛阳是历史上著名的古都，东周、东汉、曹魏、西晋等具有“正统”地位的王朝均定都于此。孝文帝以华夏正统自称，并以此号召天下，着力统一全国，洛阳所具有的政治、文化地位，以及定都于此将带来的浓郁、热烈的汉化氛围，凡此种种，最终促成了孝文帝定都洛阳的决意。
北魏孝文帝迁都的历史背景与影响
北魏迁都洛阳，绝不是孝文帝的个人意愿可以决定。换而言之，在当时背景下，即使没有孝文帝，北魏也可能会迁都的;而失去当时的背景，如果孝文帝一心想迁都，恐怕只会让自己死的很难看。
北魏迁都洛阳，主要是建立在两个原因之上。
第一、北方的柔然衰弱了。失去这个原因，迁都是绝对无法实现了。
关于柔然的衰弱，我们可以北魏迁都三十年后，凉州刺史袁翻所说的一段话看出来。“自从我国迁都都洛阳以来，柔然、高车两国不断相互吞并，开始的时候是柔然王被高车国所杀，不久后又是高车王被柔然国抓获。自从柔然、高车两国交战以来，我国边境地区已经几十年没有战争了。这实在是中原的幸事。”
如果失去这种背景下，北魏不要说无法迁都了，就算迁都成功了，恐怕也早就因为政治、军事中心分离太远而很快灭亡。
我们常常认为，帝国都城应该设在远离强敌的地方。但我们常常忘了，如果帝国都城设在了远离强敌的地方，那与强敌接壤的地方，还应该保留强大的军事力量吗?不保留强大的军事力量，就意味着难以阻止强敌入侵;而保留着强大的军事力量，就意味着帝国的政治中心与军事中心相隔的太远了。
用北魏迁都来说吧。如果柔然依然非常强大，那帝国都城南迁后，帝国最主要的军事力量，自然还得布置在平城为中心的地区。否则，面对柔然的入侵，帝国将会完全处于被动之中。
现在问题就来了，皇帝坐镇洛阳城，那平城为中心的强大军事力量，让谁来指挥、让谁来控制?如果平城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权限太小，当地的军事力量自然难以形成强大的战斗力;如果平城城区的军政长官权限太大了，当时的军事力量就有可能渐渐尾大不掉了。
帝国都城设置在平城，自然不存在这种问题。但帝国都城一旦南迁洛阳，这种问题却必须得考虑。
如果平城一线，依然需要驻扎帝国最主要的军事力量。那以古代的交通、媒介能力，洛阳城显然很难以长久的驾驭平城一线的军事重镇。
因为北方柔然衰弱了，所以平城一线，并不需要驻扎帝国最主要的军事力量了。在这种背景下，帝国才有自信，在南迁洛阳后，依然有能力够驾驭北方的边防军队。
因为北方的外患变小了，所以平城为中心的军事力量，相对于帝国的整体军事力量，可以布置的相对弱小一些。但是，就算如此，北魏帝国的灭亡，也与洛阳城渐渐无力驾驭平城为中心的地区有关。北魏帝国的灭亡，是从边镇叛乱开始，最后整个帝国都被边镇地区的利益集团控制了。
第二个原因，显然是因为汉民族势力的崛起了。失去这个原因，迁都也是绝对无法实现的。
在最初的北魏帝国中，因为汉民族是被征服者，所以汉民族的影响力，是远弱于鲜卑民族的。但汉民族有着庞大的人口基数，又有着文化上的优势。而且当时的民族界限，并不是难以逾越的，换而言之，异族通婚远比不同门第之间的通婚要普遍。在这种背景下，随着时间的推移，汉民族在北魏帝国的影响力，自然是越来越大。
一切是显然的，因为自身的利益关系，汉民族成员自然大都会支持北魏迁都洛阳的，当然更会支持汉化运动。所以，随着汉民族在北魏帝国的影响增强，这种类似的改革是在所难免的。
我们可以想象，在汉民族影响力非常有限的北魏初期，一个人如果敢提出全面汉化的口号，肯定会被打入万劫不复之中的。因为鲜卑豪门贵族不断发动侵略战争，是为了征服更广阔的地方，绝不是为了改变自己的语言、文化、服饰的，更不是为了有朝一日能与崔、卢、郑、王等汉姓贵族平起平坐的。
因为汉民族有着人口上的优势，又有着文化上的优势。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汉民族在北魏帝国的影响越来越大。在这种背景下，当皇帝代表他们的利益，借助他们的支持，趁势加强皇权时，自然会变得相对容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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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太和十七年（493年），魏孝文帝迁都洛阳。这是史上一次颇具智慧的著名事件。面对重重阻力，孝文帝以进为退，收放自如，终于如愿以偿，把以“汉化”为中心的改革事业推进到新的阶段。
公元490年孝文帝亲政伊始，就把迁都洛阳提上了议事日程。在他看来，洛阳地处天下之中，经济基础坚实，交通条件便利，文化积淀深厚，一直是汉族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中心，曾是东周、东汉和魏晋的都城。迁都洛阳，既有利于加强同中原汉族门阀士族的联系与合作，又可以乘机摆脱鲜卑守旧贵族势力的束缚掣肘，推行汉化改革。但是要把都城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往洛阳，守旧贵族的反对，普通鲜卑民众的抵触，其声势之大、阻力之重，是可以想见的。年轻的孝文帝要克服这方面的重重障碍，按常规的方式是不成的，必须剑走偏锋、另辟蹊径，于是乎，孝文帝决定假借“南征”之名，达到迁都的目的。
北魏太和十七年八月，孝文帝亲率大军30万，号称百万，南下“伐齐”。适逢秋雨连绵之际，风雨交加，道路泥泞，历经近一个月，数十万北魏将士才抵达洛阳城下。他们神色倦怠，疲惫不堪，恨不得一屁股坐下不再起来，随行的诸多大臣同样精疲力竭，叫苦不迭。可是，孝文帝却精神抖擞，执鞭催马，命令将士立即开拔，一派不灭南齐誓不回归的架式。
文武百官见此情形，纷纷跪倒在孝文帝的战马前，叩头不止，恳切请求皇上体恤下情，停止“南征”。孝文帝故意声色俱厉地喝斥道：朕正准备经营大事，统一天下，可你们这些人却推三阻四，有意迁延，须知道国有国法，军有军纪，你们如执迷不悟，再要说东道西，当心受到严刑的制裁！但是安定王拓跋休等人依旧哭泣着上前劝谏，苦苦哀求。
孝文帝见时机已到，便将自己的迁都意见作为停止“南征”的交换筹码亮出，表示如果大家都不想南征，那么索性将国都从平城迁徙到这里，否则 “今者兴动不小，动而无成，何以示后？苟欲班师，无以重之千载！”（《资治通鉴》卷一三八，《齐纪四》）不等大臣王公们有所反应，孝文帝又说：“议之所决，不得旋踵，欲迁者左，不欲者右。”在场的大臣多不乐意迁都，但是却更不愿意“南征”，情急之下，只好挪步站到左边，表示同意迁都。不再“南征”的决定作出之后，群臣感激涕零，山呼“万岁”，迁都洛阳之事，就在孝文帝拓跋宏自编自导自演的活剧中顺利实现了。
很显然，在迁都洛阳事件中，魏孝文帝拓跋宏一身扮演了卖家与买家的双重角色，“漫天要价”是他，“就地还钱”也是他。他不愧是政治运作上深谙孙子“以迂为直”原理的行家里手，先是开出那些王公贵族、大臣僚属们最不愿意接受的天价——“南征”，然后再实报一个大家勉强能够承受的价格——“迁都”，迫使其臣属在两“害”相衡取其轻的态势之下，不得已而接受“迁都”的最终结果。
其实，天价完全是虚的，是个幌子，可是没有这个“虚”的幌子，便没有实价完成交易的可能。兵法有云：虚实相间，奇正相生，政治运作又何尝不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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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太和十七年(493年)，孝文帝迁都洛阳。这是史上一次颇具智慧的著名事件。面对重重阻力，孝文帝以进为退，收放自如，终于如愿以偿，把以“汉化”为中心的改革事业推进到新的阶段。
公元490年孝文帝亲政伊始，就把迁都洛阳提上了议事日程。在他看来，洛阳地处天下之中，经济基础坚实，交通条件便利，文化积淀深厚，一直是汉族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中心，曾是东周、东汉和魏晋的都城。迁都洛阳，既有利于加强同中原汉族门阀士族的联系与合作，又可以乘机摆脱鲜卑守旧贵族势力的束缚掣肘，推行汉化改革。但是要把都城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往洛阳，守旧贵族的反对，普通鲜卑民众的抵触，其声势之大、阻力之重，是可以想见的。年轻的孝文帝要克服这方面的重重障碍，按常规的方式是不成的，必须剑走偏锋、另辟蹊径，于是乎，孝文帝决定假借“南征”之名，达到迁都的目的。
北魏太和十七年八月，孝文帝亲率大军30万，号称百万，南下“伐齐”。适逢秋雨连绵之际，风雨交加，道路泥泞，历经近一个月，数十万北魏将士才抵达洛阳城下。他们神色倦怠，疲惫不堪，恨不得一屁股坐下不再起来，随行的诸多大臣同样精疲力竭，叫苦不迭。可是，孝文帝却精神抖擞，执鞭催马，命令将士立即开拔，一派不灭南齐誓不回归的架式。
文武百官见此情形，纷纷跪倒在孝文帝的战马前，叩头不止，恳切请求皇上体恤下情，停止“南征”。孝文帝故意声色俱厉地喝斥道：朕正准备经营大事，统一天下，可你们这些人却推三阻四，有意迁延，须知道国有国法，军有军纪，你们如执迷不悟，再要说东道西，当心受到严刑的制裁!但是安定王拓跋休等人依旧哭泣着上前劝谏，苦苦哀求。
孝文帝见时机已到，便将自己的迁都意见作为停止“南征”的交换筹码亮出，表示如果大家都不想南征，那么索性将国都从平城迁徙到这里，否则 “今者兴动不小，动而无成，何以示后?苟欲班师，无以重之千载!”(《资治通鉴》卷一三八，《齐纪四》)不等大臣王公们有所反应，孝文帝又说：“议之所决，不得旋踵，欲迁者左，不欲者右。”在场的大臣多不乐意迁都，但是却更不愿意“南征”，情急之下，只好挪步站到左边，表示同意迁都。不再“南征”的决定作出之后，群臣感激涕零，山呼“万岁”，迁都洛阳之事，就在孝文帝拓跋宏自编自导自演的活剧中顺利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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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都洛阳时间：公元493年
孝文帝迁都洛阳的目的： 为了便于学习和接受汉族先进文化，进一步加强对黄河流域的统治，拓跋宏决心把国都从平城(今山西大同市)迁到洛阳。为了这个，他怕大臣们反对迁都的主张，先提出要大规模进攻南齐。有一次上朝，他把这个打算提了出来，大臣纷纷反对，最激烈的是任城王拓跋澄。孝文帝很恼火说：“国家是我的国家，你想阻挠我用兵吗?”拓跋澄反驳说：“国家虽然是陛下的，但我是国家的大臣，明知用兵危险，哪能不讲。”孝文帝想了一下，就宣布退朝，回到宫里，再单独召见拓跋澄，跟他说：“老实告诉你，刚才我向你发火，是为了吓唬大家。我真正的意思是觉得平城不是个用武的地方，不适宜改革政治。现在我要移风易俗，非得迁都不行。这回我出兵伐齐，实际上是想借这个机会，带领文武官员迁都中原，你看怎么样?”拓跋澄恍然大悟，马上同意魏孝文帝的主张。
公元493年(太和十七年)，魏孝文帝亲自率领步兵骑兵三十多万南下，从平城出发，到了洛阳。正好碰到秋雨连绵，足足下了一个月，到处道路泥泞，行军发生困难。但是孝文帝仍旧戴盔披甲骑马出城，下令继续进军。大臣们本来不想出兵伐齐，趁着这场大雨，又出来阻拦。孝文帝严肃地说：“这次我们兴师动众，如果半途而废，岂不是给后代人笑话。如果不能南进，就把国都迁到这里。诸位认为怎么样?”大家听了，面面相觑，没有说话。孝文帝说：“不能犹豫不决了。同意迁都的往左边站，不同意的站在右边。”一个贵族说：“只要陛下同意停止南伐，那么迁都洛阳，我们也愿意。”许多文武官员虽然不赞成迁都，但是听说可以停止南伐，也都只好表示拥护迁都了。 孝文帝把洛阳一头安排好了，又派任城王拓跋澄回到平城去，向那里的王公贵族，宣传迁都的好处。后来，他又亲自到平城，召集贵族老臣，讨论迁都的事。平城的贵族中反对的还不少。他们搬出一条条理由，都被孝文帝驳倒了。最后，那些人实在讲不出道理来，只好说：“迁都是大事，到底是凶是吉，还是卜个卦吧。”
孝文帝说：“卜卦是为了解决疑难不决的事。迁都的事，已经没有疑问，还卜什么。要治理天下的，应该以四海为家，今天走南，明天闯北，哪有固定不变的道理。再说我们上代也迁过几次都，为什么我就不能迁呢?” 贵族大臣被驳得哑口无言，迁都洛阳的事，是仿效先祖的美事，就这样决定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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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南北朝是一个重要时期。这一时期虽然只有169年(公元420——589年)，但中华民族却经历了大分裂的剧痛，而最终又孕育了大融合的统一。在这一过程中，北魏孝文帝元宏于公元493年决断将国都由平城南迁至洛阳，则是其关键性的转折。
平城和洛阳，在这一转折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那时的平城，即今日之大同;而那时的洛阳，则即今日偃师西部一带的汉魏洛阳故城。从这个意义上说，偃师和大同，在历史上曾经有着不解之缘。有鉴于此，笔者不揣冒昧，就北魏迁都洛阳的历史意义，谈几点刍荛之见，请教于大方。
一、北魏迁都洛阳，是结束南北朝分裂局面，促进祖国统一的深谋远虑之举
众所周知，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导致了中央集权的崩溃，继之而至的是北方诸多少数民族的迅速崛起。其史称“五胡”的匈奴、鲜卑、羯、羌、氐这五个势力较大的游牧民族，都有吞并他族、雄踞北方的大志，在经过近百年的互相攻伐格斗后，最终由鲜卑族取得胜利，统一了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定都平城，国号为“魏”，形成了与南朝对峙的唯一强大势力。
北魏政权之所以能够剪灭群雄，统一北方，愚以为至少有三个重要原因：其一，发展文化，崇尚儒学。虽然曾制造了“国史案”这样的惨案冤狱，但相对于其他割据政权来说，北魏对发展文化是颇为重视的。《魏书》载：“太祖初定中原，虽日不暇给，始建都邑，便以经术为先，立太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千有余人。天兴二年春，增国子太学生员至三千。”《资治通鉴·一百一十一卷》载：(拓跋)珪问博士李克曰：“天下何物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对曰：“莫若书籍。”珪曰：“书籍凡有几何，如何可集?”对曰：“自书契以来，世有滋益，以至于今，不可胜计。苟人主所好，何忧不集!”珪从之，命郡县大索书籍，悉送平城。这样的文化氛围，对治国安邦是至关重要的。其二，重视民生，仁义治国。北魏的统治者是明白“得人心者得天下”这个道理的，《魏书》中多处记载了皇帝颁发惠民政策的诏书，如孝文帝元宏于太和22年敕“司州洛阳之民，年七十以上无子孙，六十以上无期亲，贫不自存者，给以衣食;及不满六十而有废痼之疾，无大功之亲，穷困无以自疗者，皆于别坊遣医救护，给医师四人，豫请药物以疗之。”并且废除了许多酷刑峻法，如元和六年废除了对谋反大逆之罪诛五族的酷刑，“其五族者，降止同族;三族，止一门;门诛，止身。”这些政策，无疑会对凝聚人心发挥积极作用。其三，代有明君，决策正确。北魏第一位皇帝拓跋珪、第三位皇帝拓跋焘、第七位皇帝拓跋宏(元宏)，都堪称一代明君，从而巩固了统治地位，保持了决策的正确性和连续性。如北魏政权的建立者拓跋珪，称帝后积极实施“分土定居”，发展农桑的政策，引用汉族士人，推动向封建制度的转化，奠定了统一北方的基础。
但此时北魏政权面临着一个非常尖锐又不容回避的重大问题，即与南朝对峙，谁能消灭对方，统一全国的问题。公元450年，拓跋珪率兵南下攻伐南朝刘宋政权，遇到顽强抵抗，无功而返。此前，刘宋政权的统治者刘裕也曾率兵北伐中原，虽然一度占领了洛阳、长安，但再无力进取，最终还是退回了江南。事实证明，宋魏当时均无力改变南北对峙的局面。
正是基于这一现状，孝文帝元宏做出了迁都洛阳的重大决策。我们不妨分析一下当时的南北对峙形势：北魏如果固守自保，则平城山河险塞，易守难攻;但要进取江南，则国力不足，鞭长莫及。改变攻守均势的最佳选择，就是将国都由平城南迁至洛阳，因为洛阳地处中原腹地，便于掌控全国局势，更利于集中国力军力对南朝用兵。作为志在天下的孝文帝来说，不顾重臣反对，坚持己见，可谓用心良苦，这也正是其雄才大略的最精彩一笔。
遗憾的是，孝文帝迁都洛阳七年后，就壮志未酬英年早逝。之后，北魏政权再也没有出现雄主明君，反而形成了君主暗弱、太后专政、权臣窃命的衰败局面。33年后(532年)，北魏分裂为西魏、东魏，继之又被北周、北齐所取代，至隋朝建立，才由隋文帝杨坚实现统一大业。但我们必须尊重历史，不能不说正是由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才为隋文帝统一全国奠定了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军事上的优势地位;如果没有孝文帝的迁都壮举，历史也许会走向另一个方向，祖国统一也许还要延缓许多年。
二、北魏迁都洛阳，是学习先进文化，自我提升、自我改造的聪明睿智之举
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综合实力的集中体现。在群雄逐鹿的时代，谁拥有先进文化，谁就将取得最终的胜利。就南北朝时期而言，虽然当时各民族都拥有自己的文化，但最先进的文化当属中原文化，即儒学文化，而洛阳作为东周、东汉、曹魏、西晋王朝的国都，则是儒学文化的中心。相对而言，北魏当时固然用武力统一了北方，但整体文化内涵还属于游牧文化，“马上得天下，不可马上治天下”，要巩固政权乃至进取江南，统一全国，当务之急就是从文化内涵上进行自我提升，而迁都洛阳，接受儒学文化的熏陶改造，则是再适宜不过的聪明睿智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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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文帝迁都洛阳后，立刻着手改变鲜卑族就有的风俗习惯。他下令改鲜卑服为汉服，改鲜卑姓为汉姓，并且和汉族门阀大族对应，定姓族。他还禁止鲜卑族同姓通婚，提倡鲜卑族与汉族通婚。 孝文帝顺应民族融合的历史潮流，冲破重重阻力，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加快了各民族的融合进程，为中国多民族共同发展做出了贡献。
标签：孝文帝,迁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