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级农业供给侧改革”的理解一方面即是去产能、去种植面积。以工业领域煤炭行业为例,2016年以来,国家多部委联合监督煤炭行业去产能,一方面淘汰落后产能,一方面限制全行业全行业生产天数;形成煤炭行业显著的供给收缩。这方面农业领域即体现为:(1)养殖产能受制于环保压力导致持续去化;今年以来猪价突破历史新高达到22元/公斤(上一轮新高是2011年9月的20元/公斤),全行业全年平均盈利高达640元/每头(2011年全年平均头均盈利451元/头),而令众人不解得是:如此高盈利的背景下,能繁母猪存栏仍在持续下行,截止2016年10月能繁母猪环比下滑0.2%,同比下滑3.77%,较能繁母猪最高存栏水平下滑27%(最高存栏2012年10月5078万头)。根据长江农业2016年11个省近40个县市的草根调研,今年可谓是环保压制养殖产业最为严厉一年:在福建、浙江、四川、重庆、江苏、两广等省份的河流、水源带养殖产能,政府要求必须强制淘汰。中部地区划分(河南、湖北、江西、安徽、湖南)禁养区强制淘汰产能,非禁养区对散养户亦设定较高的环保门槛,严禁新增产能;(2)种植业领域体现为以玉米、棉花为主的高库存农作物种植面积的持续调减。2014年国家取消棉花临储托市收购政策,2015年国内棉花种植面积即调减10%,2015年国家下调玉米临储价格,2016年取消临储政策,2016年玉米全国种植面积整体料下滑5.3%。棉花、玉米的社会库存亦表现为快速去化,社会库存水平处于低位。
而“更深层次农业供给侧改革”即是改造传统农业,即提升农业生产力。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奥多·威廉·舒尔茨教授在其《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阐述:提升农业生产力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在于:土地、劳力和资本的投入。这里并不是一味规模化,因为大型规模化的同时亦会带来非精细化造成的效率下降,这里是要建立具有明晰产权制度(所有权和经营权合一)的家庭农场,并引导资本进入农业;另一方面在于技术革新(近代全球农业技术革新即是转基因技术)。技术革新是改变传统农业最核心的要素。从美国近代农业的发展历程来看,转基因技术减少了成本日渐增加的人力这一生产要素的投入,使得一定程度的规模化种植效益更为有利。因此,对中国农业更深层次的供给侧改革,我们认为,第一是政府真正从制度上解决土地产权制度问题,即非三权分置,而是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合一,推行家庭农产的适度规模经营模式;第二是有序的实现农产品价格的市场化,通过市场化的价格来实现农业生产要素的更高效率的配置;第三即是农业的低息加杠杆,引导资本进入农业(这有利于农业更多的技术推广,增加更多的低成本的生产要素投入);第四即是引入新的农业生产技术,如转基因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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